餐桌上的糖醋排骨早已凉透，酱汁在盘沿凝成一圈暗红的痕，表面漂着几圈油花。我坐在新房的布艺沙发上，手里握着一杯冷却的白开水。电视机开着，综艺里的人笑得热闹，笑声像罐头一样在空荡的客厅里不断回放。屋里只开着餐厅上方两盏暖光射灯，光线划过餐桌，照在那盘排骨和仅有的一副碗筷上——只有一副。

三个月前，这个画面根本不可能出现。那时苏雅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发微信、打语音，关心晚饭、讨论客厅沙发颜色、和我商量婚礼细节。现在，房子已经全部装修完毕，连阳台上的绿萝也长出新叶，可是这里没有属于她的位置了。

手机在茶几上震动，屏幕跳出她的名字。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接，顺手开了免提。电话里她的声线带着疲惫，但语气里有一种像是安心后的轻快：“建伟，我买到今晚回来的车票，九点四十到站，你能来接我吗？我带了两个大行李箱，还有阿姨非要托我带的一些东西，我一个人拿不动。”她说的“阿姨”，是她那位从小跟她亲近的、这三个月她去上海照顾的陈皓的母亲。

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只喝了口冷水。直到电话快要断掉前，我才按下接听键，声音平静得有些陌生：“不用来了。或者说你可以回来，但不要回这里。”话音落下，电话那头先是一片死寂，随后是震惊和不敢置信。她厉声反问：“林建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去上海帮了三个月，阿姨突发脑溢血，我不能不去！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”

我的回答也冷得像冰：“这是我的房子，我首付买的，房贷是我还的，装修这些天我一个人盯着。你离开这三个月，家里的一切都落到我头上。我们说好的‘我们’，在你走后变成了单数。我搬了锁，换了门钥匙。这里没有你的东西了。”

她急着解释、辩解，声音里满是委屈和愤怒，提到她和陈皓的多年来情分，强调自己只是去尽义务。然而这些年陈皓像影子一样盘旋在我们之间：她生日时他的深夜祝福、旅行时他常坐在我们车后座、那些我曾为此与她的争吵。每一次她都说他们只是“像亲人一样”的关系，我也尽力容忍、相信，甚至在陈皓失业时替他找工作。

三个月前她匆匆离开那天，我看到她拖着行李，泪流满面，说着“皓子他妈出事了”。当时我答应了，但心里像被拉成了一根弦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独自奔波于工地与材料店之间，白天和夜里都在和装修公司较真，电话里她的反馈越来越少，偶尔一句“阿姨现在好些了”，却换不回我心里渐生的空洞。

现在她说要回来，说会承担接下来的婚礼筹备，说再也不让我操心。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只剩一声平静的决定。她哽咽、质问、求我给个理由，我把这些日子堆积的失望说给她听，说信任被消磨得不剩，说承诺在她离开的三个月里变成了负担。她哭着问我到底图什么，我答不上来，也不想再去掰扯谁对谁错。

通话在沉默中结束。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看向那只孤零零的碗筷，电视里的笑声依旧喧闹。我起身，把盘子收进厨房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收拾一段关系的碎片。窗外夜色浓了，街道的灯光在玻璃上拉成长长的影子。家里确实没有她的位置了，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。